伪满洲国中央银行旧址

苦行僧

                       伪满中央银行旧址       
批次和公布时间：第三批1983.11.24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91号（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       
年代：1934-1938年
类别：近现代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是否开放：是
伪满洲中央恨行旧址，坐落于今人民广场西北侧。占地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68平方米。1034年动工兴建.1938年竣工。原计划造价600万伪币,实际支出伪币1000万元。主休建筑为希腊古典式。整个高度为21.5米。楼层最高部为27.50米。基础为钢筋混凝土结沟，楼体为钢架结构。正面和东侧面用东北产花岗岩右贴面.整个建筑异常坚固.
2013年5月，国务院（国发[2013]13号）公布伪满洲国中央银行旧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坐标 | 伪满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展览厅旧址：万千往事终随风
                           


博物馆作为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一直是人们通往大千世界最便捷的「一扇门」。推开这扇门，你可以轻易地跨越距离、穿越时间，欣赏全人类的智慧与艺术成果。

而在历史上，却有侵略者曾以博物馆为文化殖民的工具，大肆宣扬殖民主义。只是博物馆本就应是向公众提供知识和教育的「中立之地」，一旦沾染上殖民主义色彩，就注定会被湮灭在历史长河中——伪满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就是最好的例子。

1932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在这片土地上扶植起了伪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

为了不断地壮大与稳固这个政权，进而完全地控制东北，日本采取了各种方法为其「丰满羽翼」——伪满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也是其中的一片羽毛。



伪满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展览厅旧址

（20世纪40年代）

伪满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隶属伪满洲国民生部，博物馆初期展品主要接收自「满铁」教育参考馆所藏藏品，汇集自然科学标本资料和社会科学民俗文物6万件。

1939年7月15日，伪满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开馆。据说当日的开馆仪式发出了850多张招待票，然而来者仅52人。

如此冷清的开馆仪式，似乎从一开始就昭示了伪满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最后的命运。



伪满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设立后，就以放电影、办讲座、开音乐会等各种形式开展活动，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

当时，日本战事已经开始吃紧，建设博物馆馆舍的款项迟迟得不到落实，博物馆一段时间内无法正常展出，于是租赁了裕昌源大厦一楼进行展示。

展厅分大小两个，占地690平方米，陈列展分为动物、地理、矿物、地质和物理五部分，同时在展览中无孔不入地宣扬殖民主义，妄图从文化上奴化东北人民，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



而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彻底地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妄图霸占东北地区的美梦。

1945年8月，伪满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随日本战败投降而解体。直到该馆解体，在筹划中的新馆址也因缺少资金一直没能建起来。



如今在长春市南关区长春大街496号，还能看到伪满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展览厅旧址建筑，现在由吉林省供销宾馆使用。

这些年来，其一楼的商铺换了一批又一批，许多顾客常常来此光顾，却鲜少有人知道这栋建筑背后的故事。

伪满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这个名字，也早已淡出了世人的记忆，不再被人提起。



来源：吉林大喇叭



                       深读长春 | 伪满洲国经济部旧址：日本对东北实行经济掠夺的历史见证
                           伪满洲国经济部旧址

日本对东北实行经济掠夺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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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伪满洲国经济部旧址

地理坐标：吉林省长春市新民大街829号

现使用单位：吉林大学第三临床医院部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二部）

建筑时间：1937年7月17日至1939年7月31日

设计者：伪满洲国营缮需品局营缮处

施工者：清水组

建筑面积：10245平方米

建筑规格：地上四层、局部五层，地下一层

造价：70万元（伪币）





伪满洲国经济部旧貌、现状对比

长春市新民大街829号，吉林大学第三临床医院（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二部）所在地，每天从早到晚，来自全国各地求医问药的患者往来穿梭于这家以骨科见长的知名医院内外。医院正门围墙旁的一块灰白色花岗岩石碑，又向我们揭示了它的另一个身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伪满洲国经济部旧址。

伪满经济部作为伪满军政机构之一，并非一开始就存在于伪满国务院所辖各部序列之中。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之时，伪满国务院下辖的“七部”中并没有伪满经济部。在日本侵略者的授意下，伪满政府公布了《政府组织法》，其中规定伪满中央政府实行立法、行政、司法和监察四权分立的四院制。在“执政”溥仪之下，设“国务院”“立法院”“监察院”等机构。其中，伪满洲国国务院还下辖“七部”，具体包括伪满民政部、伪满外交部、伪满军政部、伪满财政部、伪满实业部、伪满交通部、伪满司法部。此后，随着日本殖民统治程度的加深和日伪统治政策的调整，伪满各部的职能、名称、数量不断被调整和增减，在伪满洲国覆亡前伪满国务院共下辖“九部”。1937年5月，在日本侵略者的授意下，伪满政府开始了所谓“简素化”“一元化”和“能率化”的行政机构改革，将当时伪满国务院所辖的“九部”缩减到“六部”，原有的伪满财政部被撤销，其管辖业务由新成立的伪满经济部承担。新成立的伪满经济部主要职能范围是发行货币和国债，管理金融、投资、商事、贸易、权度、专卖及国有资产等。1939年秋，伪满经济部搬迁入位于当时“顺天大街”（今新民大街）中段的“第十厅舍”之内。



伪满洲国经济部旧貌

伪满洲国经济部办公楼又被称为“第十厅舍”，是“顺天大街”两侧“一院四部”中修建时间最晚的一栋伪满军政机构建筑，可以说它拥有大量可供参考、借鉴的先例经验。但是，这栋建筑无论从建筑形制，还是外部装饰都毫无自身特色可言。建筑中间高起部分设有两坡屋顶，外墙表面较少装饰。唯一值得一提的就只有外部装饰方面比较注重色彩的对比，两侧外墙使用的深褐色面砖与中间部位贴覆的灰白色石材形成鲜明对比，色彩上的对比多少弥补了一些装饰上的缺失。对于这栋当时“顺天大街”两侧“一院四部”中外部装饰最简单的建筑，建筑界的评价也是大行径庭，日本著名建筑家土浦龟城评价它为一栋“丑恶”的建筑，但是也有人称它为“东洋趣味的近代式”建筑。如果从其所消耗的建材数量和人工量方面来看，却还是让人为之一惊的。作为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的建筑，整个工程历时2年，消耗了700吨钢材、6万袋水泥，使用人工也达到214万个。外墙镶嵌的石材是特意从吉林和本溪两地运来的，就连屋面覆瓦也都采用奉天窑业烧制的优等品。

1941年12月23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在短短两周之后，伪满政府就在日本侵略者的授意下制定了《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这个《要纲》实质上是日本加重东北全面经济掠夺、维持其侵略战争物资需要的一项政策。1942年夏，日本已经深陷自己所挑起的侵略战争泥潭之中，同时也更加紧了对中国东北地区各类战略资源的掠夺，各类金属更是掠夺重点。此时，伪满经济部在掠夺资源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为了满足日本侵略战争对钢铁的需求量，伪满当局除了加大鞍山、本溪等地的钢铁生产量，甚至还直接从普通百姓手中掠夺一切可用的金属资源。1943年8月23日，备受日本侵略者“赏识”的伪满经济部大臣阮振铎抛出了《金属类回收法》，将铜、铁等在内的53种金属一律列为征收范围。普通百姓家中的铁锅、汤勺，就连家具上的金属构件都被一律征缴，甚至“满洲国皇帝”溥仪也未能幸免。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命令首先把伪宫中的铜铁器具，连门窗上的铜环、铁挂钩等等，一齐卸下来，交给吉冈，以支持‘亲邦圣战’。过了两天，我又自动地拿出许多白金、钻石首饰和银器交给吉冈，送关东军。”就这样，1943年至1944年间，共有60多种伪满皇宫宫内府使用的金属用具和溥仪收藏的白金制品被征缴。

尽管日本侵略者如此疯狂地为侵略战争掠夺战备资源，1945年8月他们的末日还是如期而至，而作为日本大肆掠夺东北资源帮凶和工具的伪满经济部也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伪满政权覆亡而解体。1945年8月19日，苏联红军航空兵200余人空降长春。8月20日，贝加尔方面军司令科瓦廖夫大将率部进入长春，解除了日军武装。8月25日，苏联红军逮捕了包括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在内的伪满各部大臣，其中也包括最后一任伪满经济部大臣于静远。1946年秋，伪满经济部旧址被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对口接收”。短短数月之后，这里又成为了新七军青年教导团的团部。





伪满洲国经济部现状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以后，伪满洲国经济部旧址逐渐成为吉林省内重要的医疗场所，先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第三临床学院、吉林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学院、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学院（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二部）等医疗机构使用。如今，这里不仅是白衣天使们为患者解除病痛的场所，更是一处具有警示性意义的重要历史遗迹。

本文作者简介

王新英，历史学博士、政协长春市委员会文史专员，长期从事长春市建筑遗产保护、研究工作，在《长春市文物保护条例》制定、长春市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申报、长春历史文化名城申报等工作中发挥较大作用。

本组图片由王新英提供

编辑：刘洪磊

责编：于飞
                       伪满中央银行的那些事儿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的密谋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的影响迅速扩大，日本关东军占领的长春城一片肃杀。吉林永衡官银号大门紧闭，日本关东军荷枪实弹，重兵把守。银行金库的门口贴上了封条，上面赫然写着“日本军占领，犯者杀无赦”。

与此同时，关东军也对长春城内的其他金融机构进行了抢占和洗劫。通过摸底调查，对这些银行重新开业附加了十分苛刻的条件。例如，不对外发放新款；原有放款，无论是否到期，原则上一律尽量收回；对于一般商民的存款不限制支付，但是对以前的官署存款及军政高官的私人存款则不准提取。归纳起来就是：只准进，不准出。

而当时的伪满政府首任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正在忙着与关东军统治部财务课课长十五岚保司秘密策划着一场巨大的阴谋：十五岚保司向统治部财务课上交了如下提案：“新设满洲中央银行，由其接受旧券发行的一切资产负债，这既易做到也易见实效。”

成立伪满洲中央银行，对侵略者来说，这是一场至关重要的“货币战争”。

“亚洲之冠”的诞生

1932年3月15日，一次特殊的会议在长春城被服厂内召开，这就是伪满洲中央银行的创办大会。3个月后，“满洲中央银行法”等一批相关法规，经由伪满国务院会议通过并正式公布。

一切准备就绪，但关于银行总裁人选却迟迟未定。经过认真思虑，日本关东军和驹井德三最终都将目光投向了一个叫荣厚的满族人。他是溥仪的远支姻亲，北洋政府时期历任奉天省内务司司长、辽沈道道尹等职。随后，荣厚接到正式任命，成为伪满洲中央银行首任总裁。

但是，在伪满洲中央银行，荣厚只是日本人的一个摆设，根本无法掌握实权。一时间，副总裁一职成为诸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为避免出现僵局，日本关东军最终决定，由台湾银行理事长山成乔六担任伪满洲中央银行副总裁。这位“空降”的副总裁成了伪满洲中央银行实权掌控者。

1932年6月15日，伪满洲政府对银行的主要头目作出任命，伪满洲中央银行也在这一天正式宣告成立。

1932年7月1日午后，伪满洲中央银行举行了隆重的开业典礼。伪满洲元首执政溥仪、国务总理郑孝胥、国务院总务长官驹井德三以及其他伪满洲国军政要人悉数前来祝贺。伪满洲中央银行总行、支行共128个单位也在这一天正式开业。

为在最短时间开业，尽快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活动实行全面掌控，伪满洲中央银行总行最初就设在了位于长春大马路上的吉林永衡官银号长春分号。不论是在内部设施还是外部功能设计方面，这栋建筑都始终难以满足满洲中央银行的业务发展需要。于是，在伪满洲国国都新京的建设规划《大新京都市计划》中，“满洲中央银行”被列为第一期重点项目，日本人对这座大楼给予了非同寻常的高标准、严要求。

1934年4月23日，伪满洲中央银行在大同广场，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正式掘土动工。

伪满时期，为掩盖伪满洲国实为傀儡国家的实质，《大新京都市计划》内的许多建筑都在“五族协和”精神指导下，形成了一种多元素杂糅的特殊建筑风格。然而，与之同时期的伪满中央银行大楼既没有中式的琉璃瓦，也不同于日本的帝冠式建筑，而是将希腊古典风格和现代造型相结合进行设计。这得益于它的设计师——西村好时。作为日本著名的设计师，他曾多次负责日本银行的建筑设计，并长期担任日本第一银行建筑课长。因此，他成为伪满洲中央银行大楼建筑设计的不二人选。

建成后的伪满洲中央银行大楼总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主体建筑高度为21.5米，塔顶最高部为27.5米。建筑外墙采用了东北产花岗岩贴面，端庄大气。整栋建筑最明显的标志则是大型古希腊式石柱的运用。大楼的门柱是以10根3层楼高、带棱和凹槽的花岗岩雕成，直径达2米。挺直的柱身从台基上拔地而起，赋予了这座建筑雄伟的身姿。

银行大楼地上4层，地下2层，建筑内设有采光天井。营业大厅的墙壁、两侧的28根石柱以及地面都采用天然的大理石装饰、铺设。附设的咨询台、休息座椅、填写台的造型设计都是采用古希腊风格，用大理石雕刻而成，风格庄重而奢华。置身其中，犹如身处一家历史悠久的银行，不会对其殖民掠夺的本质产生丝毫联想。

从1934年开工，到1938年建成，这座银行大楼的工程总作业人数超过55万人次，是同时期建设时间最长、用工人数最多、造价最昂贵的建筑。

按照日本关东军的设计要求，伪满洲中央银行大楼的建筑主体要能承受重火力的攻击和轰炸。因此，施工方采用了一种比普通钢筋混凝土结构浇筑更稳定的方式。银行大楼地上4层，每层楼的地面全部用20毫米粗的钢筋一根挨一根拉制，钢筋用量5000多吨，约占伪满全国当时建筑工程用量的一半。大楼的外墙面使用东北产的花岗岩贴面，使这座大楼更加坚固。由于整栋大楼耐火防震，对空袭有特殊的防御能力，在当时号称“亚洲第一坚固”建筑。

在银行大楼的地下部分，建有6座金库及保管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金库的库门都是在美国专门定做的，采用了特殊的合金钢材质，最轻的15吨，最重的则达25吨。为了加强“安保措施”，金库周围还有4块巨型反光镜，不论人们站在什么位置或角度，外面都可以看到。

毫无疑问，西村好时的设计取得了极大成功。虽然经过了80多年的历史变迁，大楼内部的房间、装饰也几经更改，但银行大厅还基本保留着原貌，仍在作为金融机构开办业务，它曾经的奢华与忙碌也历历在目。

疯狂的“掘金机器”

“九一八”事变以前，地处东北腹地的长春在中日俄3方势力的争夺中，成为货币制度最混乱的地方。除了国内银行、地方银行和个体私钞，俄国的卢布和日本的金票也在沙俄的附属地和满铁的附属地内流通。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全面沦陷。对于日本人而言，这种货币混乱的形式显然非常不利于贸易交流和金融统治。于是，一场精心谋划的货币改革就此拉开帷幕：他们决定迅速组建伪满洲中央银行，以银行控制货币发行权，再以新币清理旧币，最终实现币制统一，以达到控制东北金融命脉的目的。

1932年，伪满洲中央银行正式成立之后发行了第一套新式纸币，也是收藏界习惯称呼的“五色旗”。此后十几年间，伪满洲中央银行又发行了4套新式货币。

同年，伪满洲中央银行开始“清理旧币”的工作，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新币与旧币的兑换率。按照日本人拟定的兑换比率，“奉天洋票”“吉洋小票”各50元和“铜元票”60元能分别兑换1元伪满新币；吉林永衡官银号的官帖甚至要500吊才能兑换1元伪币，黑龙江省官银号的官帖达到要1680吊才可以兑换1元伪币。

对此，当时的伪满洲中央银行总裁荣厚认为，如果原有旧币的兑换率定得太低，不利于旧币清理工作，并与当时的伪满国务院总务长起了争执。最后，驹井德三强硬表态：“这个兑换比率无不合理之处，必须断然照此执行。”荣厚此时才恍然惊醒：自己虽为总裁，却并无实际权力。

除了兑换率不合理，老百姓对新币还有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伪满洲中央银行所发行的纸币纸质较差，大家更加不愿意去兑换新币。为尽快回收旧币，日本人绞尽脑汁，最终副总裁山成乔六想到了这样的方法：在中央银行旁边开设一家日用品店，专门从日本进口日用品，以低价卖出，并规定凡购买者须以新国币才能购买。想要购买日本进口用品的人，只好先到银行换纸质较差的新币，再去购买日用品。以此方法，日本人回收了一些纸币。

很快，伪满洲国的新币成为当时东北最主要的流通货币。伪满洲中央银行也“一家独大”，依靠“国家银行”的地位，既制定相关的金融政策法规，又担任法规的实施推行者，敛财掘金的功能日益强大。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的军费开支急剧增加。为配合所谓的“圣战”，伪满洲国政府在日本内阁的授意下，于1942年颁布了“国民储蓄会法”，并宣称“大东亚战争愈益接近决战阶段，需要有效地供应大量的资金……应利用一切机会，使各种的浮动购买力转为储蓄”。

就这样，储蓄成为了伪满洲国的国民义务。所有的机关、学校、企业、团体等都组建了集体储蓄会，接受摊派任务。1943年，伪满洲中央银行开展了农村储蓄，要求农民在出售农副产品时向合作社强制缴纳15%的储蓄金；1944年，伪满洲国发行了“必胜储蓄票”，百姓只能用于购买保险、债券或储蓄，而且在规定时间内都不可以兑取，不能买卖流通。

从衣、食、住、行，到娱乐、买卖，从城市到乡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纳入了储蓄项目。1939年到1945年的短短6年间，伪满洲国的国民储蓄目标额从5亿元猛增到60亿元，这种吸纳储蓄的举动可谓疯狂至极。

从1944年起，日本政府开始赤裸裸地从伪满洲国筹措军费，仅仅一年左右时间，日本人在伪满洲银行筹措的军费就达到34亿元。当伪满洲中央银行随着伪满洲国土崩瓦解后，人们在当时的银行档案中看到一个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到日本战败投降时，伪满洲中央银行已经向日本献出白金117公斤、金刚石3726个、伪满洲铸币5700余万元，在日债权95.4亿元。

然而，这些数字也不过是这台疯狂捞金机器的冰山一角。

历史的见证者

1946年1月22日，长春大房身机场迎来一位特殊客人——南京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

在机场，苏军为宋美龄举行了简单而热烈的欢迎仪式。这位国民政府第一夫人身穿褐色海龙皮大衣，头戴紫貂皮帽，面带微笑，看上去雍容华贵，淡定从容。事实上，宋美龄此行的目的并不简单。

1944年8月，苏军从4个方向向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猛攻，几个回合下来，日军便宣布投降。长春光复，并由苏联红军正式接管。但根据《苏军从满洲撤退计划书》规定，苏军将于1945年12月3日从中国东北撤退回国。

一旦苏军撤退，东北必定会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为了争取到更多的时间，蒋介石精心导演了这场“夫人外交”。

在长春，宋美龄被安排在了昔日的伪满洲中央银行大楼，这座号称“亚洲第一坚固”的建筑此时已经去掉“满洲”二字，被重新命名为“中央银行”。

1946年1月23日，也就是宋美龄抵达长春后的第二天，银行大楼的4楼宴会厅内觥筹交错、热闹非凡。这里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召集者正是宋美龄，宴请对象则是苏军总部的高级将领。

这次宴会是宋美龄长春之行的重头戏。席间，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向苏军表示了感谢和慰问。在整场宴会中，宋美龄风度优雅，仪态大方，虽然有求于苏军，但依然表现得不卑不亢。蒋介石的这次“夫人外交”发挥了效力，苏军撤军的时间最终为1946年4月14日，而国民党在当天正式从苏军手中接管了这座城市。

然而局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在苏联撤离长春的当天下午，中共东北民主联军的13个团就在东北联军副总司令、吉辽军区司令周保中的指挥下，向长春发动了进攻，并迅速占据优势。这就是“四一四”战役。

1946年的长春，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经过数天的激战，国民党残余部队已无力招架，决定退入原来伪满洲中央银行大楼内。因为这栋建筑异常坚固，易守难攻。国民党守军将这里作为最后负隅顽抗的总指挥部。这座银行大楼也因此见证了第一次解放长春的历史时刻。

4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包围了银行大楼。双方短兵相接，激战30分钟，东北民主联军大获全胜。晚上7点，银行大楼被攻破，整个攻城战斗结束。

然而，就在长春解放的半个月后，国民党正规部队便抵达东北，并向长春大举进攻。历史上长春的第一次解放只持续了短短一个月。此后，这座城市一直被国民党势力占据到1948年。

1948年9月，在长春被围困4个月后，国民党守军的处境已经非常艰难。此时，他们再一次选择了原伪满洲中央银行作为指挥部。原因在于这是一座异常坚固的建筑物，全部外墙均用花岗岩砌成，厚度在一米以上。室内可储存大量弹药、粮草、淡水，还能自行发电。当时，大楼的3层是司令的卧室，4层是会议室，指挥部则在地下室。

驻守在长春城内的两支军队——王牌军（新七军）和杂牌军（第六十军）之间也存在很大的矛盾。当时，新七军的日子还好过些，第六十军的处境却非常困难。自从长春被围困以后，六十军官兵先是吃豆饼掺高粱米，后来高粱米吃光了，只好去酒坊挖陈年酒糟吃。

10月17日，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毅然起义投诚。当时人民广场东侧已经被曾泽生的第六十军占领，银行广场的大楼里，每层窗户都堆着沙袋，从里面伸出黑洞洞的枪口。此时，已成孤家寡人的郑洞国还在银行大楼内做着最后的抵抗。

10月21日凌晨，时任国民党驻守长春的最高军事长官郑洞国，躺在中央银行3层卧室床上，辗转反侧，万念俱灰。昏昏沉沉中，天已经亮了。郑洞国的参谋长杨友梅喊道：“事情已到最后关头，请您快下楼去主持大计！”

来到一楼大厅，郑洞国才发现，这里已经布满解放军，面对木已成舟的事实，他最终无奈投降。

当时，银行大楼外，东升的太阳已经照亮了这座久经风雨的建筑和它所在的城市。中央银行大楼再次成为了长春解放的见证者。

岁月如歌，斗转星移。经历了3年解放战争，长春也迎来了久违的和平，中央银行大楼也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在此办公，开始了为人民服务的新征程，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如今，银行门前的石碑默默地记录着它曾经的身份：伪满洲中央银行。风雨如磐，大楼封存着鲜为人知的往事。它矗立在历史洪流中，正向人们讲述着一段无言的尘封历史……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作者：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