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

苦行僧

                       隋唐大运河途经豫、皖、苏三省，在安徽境内有150多公里。当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通济渠出河南后，经安徽淮北、宿州、泗县，在江苏盱眙入淮。安徽境内的隋唐大运河除个别段落被改造使用至今，其余段落已淤塞。目前，唯一“存活的”的隋唐大运河遗址处在我县境内，西起唐河交叉点，横穿泗城后向东北至濉河，全长约25公里的，遗址基本保持了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原貌，功能已经发生改变，但仍可发挥着灌溉、分洪的水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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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宿州市泗县境内


                       运河智库 | 隋唐大运河汴河是隋炀帝和宋徽宗的悲剧之河
                           




作者介绍

牛士中，安徽临泉人。文学学士，法学硕士，媒体撰稿人，文化学者。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宿州市隋唐大运河研究会会员，宿州市白居易研究会理事。在《今古传奇》《名家名作》《华东理工大学周报》《江淮时报》《新安晚报》《拂晓报》《阜阳日报》及《新安晚报网》《天下时报》《百度头条号》《皖人春秋作家群》等报刊网络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书评、人物专访、文史文章等五十余万字；在《中国劳动保障报》《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农村经济与科技》《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等期刊及论文集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参与地方文化研究著作三部。

自隋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开凿通济渠，至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金熙宗天睿二年（1139）前后，汴河淤塞失去航运功能，作为隋唐大运河重要组成部分，汴河沟通了黄河、淮河与长江三大水系，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因为它是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必经之河，是南北物质交流和政治经济互补融合的关键渠道。

纵观隋唐大运河存续年代和历史功能，我们可以发现其功能效力主要体现在大唐北宋，当然在隋朝就已显现端倪，其中有些功能贯穿整个汴河通航期，有些功能显现朝代特色。探讨安徽段汴河功能价值基本能体现隋唐大运河功能特点，本文主要从史志记载、文人诗文以及现代考古几方面来研究安徽段汴河在满足统治者穷奢极欲和好大喜功自我需要方面的功能价值，以一观隋唐大运河的总体功能之一斑。

通济渠汴河以及其他运渠的开通，在当时极不发达和极不舒适陆路交通之外，提供了另外一种方便舒适的交通选择。“炀帝大业元年，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转输。”（《通典》卷十“漕运”》）在方便舒适的转输方式成为现实选择情况下，统治者膨胀的内心欲望借汴河等运渠得以释放。

隋炀帝是为了满足感官欲求还是为了客观上沟通南北、加强中央集权，人们观点不一，有部分声音认为客观上沟通了南北交通，促进了各地物质交流，但多偏向隋炀帝穷奢极欲、巡幸江南之享受欲求，有关史志记载也无形中暴露了隋炀帝的内心想法。

“大业元年三月辛亥（三月二十一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四月初一日），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甗、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 （[唐]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等撰，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

隋炀帝于大业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开凿通济渠，其后仅十天就派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即上仪同大将军、上仪同三司简称）于士澄到江南采办巨木，营造龙舟、凤甗(音yǎn) 、黄龙、赤舰、楼船等，数量达到数万艘。四个半月后，即大业元年八月壬寅（十四日），隋炀帝兴师动众，浩浩荡荡，乘坐龙舟，率领内宫众多女人及一众官员幸游扬州。

“八月壬寅（十四日），上御龙舟，幸江都。以左武卫大将军郭衍为前军，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为后军。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蔑。舳舻相接，二百余里。”（[唐]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等撰，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

船船相接，竟然长达二百多里，可见，隋炀帝游幸江都（今扬州）排场之大，场面之盛，而皇家及文武百官之用度又是一笔浩大的支出，相比修建通济渠所造成的百姓疾苦与伤亡及民力透支更是有过之无不及。

这样耗费民力透支民心的游幸活动隋炀帝爱此不疲，“（大业）六年春三月癸亥，幸江都宫。”（[唐]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等　撰，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七年春二月乙亥，上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唐]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等　撰，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

隋炀帝将沿通济渠游幸活动当成家常便饭，不惜劳民伤财，置江山社稷于不顾，通济渠终成隋朝灭亡之河。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幸江都途径东都（今洛阳），大醉赋诗：“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美人吟诵再三，隋炀帝“泣下沾襟，侍御者莫不欷歔”。至江都，复作五言诗：“求归不得去，真成遭个春。鸟声争劝酒，梅花笑杀人”。（[唐]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等撰，隋书，卷二十二志第十七五行上）天下乱象已成，汴河为叛军阻断，隋炀帝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长安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哀，“十二年春正月甲子，幸江都宫，”（隋书，卷四帝纪第四炀帝下）隋炀帝在江南繁华地迎来他生命终结之际是否想到他曾经的疯狂和远离他视为草芥的子民？

隋唐大运河之开挖，多出于隋炀帝个人骄奢淫逸和游幸之需要，这种开挖消极倾向居于主导因素，不能淡化。作为隋唐大运河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安徽段两岸人们经受苦难可谓深重，至今两岸尚有相关传说故事以及相关考古印痕，诉说着曾经的历史风霜。

而在北宋，前中期统治者对汴河漕运极其重视，及时疏浚与管理，保障了汴河漕运的顺畅，对于维持其封建统治起了关键作用。而北宋末，统治阶级利用汴河满足私欲则造成北宋民心凋零以至走向灭亡，最终导致隋唐大运河之汴河的废弃湮灭。

“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宋史，本纪第二十二，徽宗四）徽宗皇帝听信权臣方士谗言，在东京开封之东北建艮岳以改善都城之风水，为彰显艮岳之皇家苑囿气派，广收天下花竹奇石，兴起“花石纲”，挤占汴河漕运渠道，“自政和（七年，1117）讫靖康（1126-1127），积累十余年，四方花竹奇石，悉聚于斯，楼台亭馆，虽略如前所记，而月增日益，殆不可以数计。”（宋史，志第三十八地理一，京城京畿路京东路京西路）

上有所好，下必投其所好。“徽宗颇垂意花石，（蔡）京讽（朱）勔语其父，密取浙中珍异以进。初致黄杨三本，帝嘉之。后岁岁增加，然岁率不过再三贡，贡物裁五七品。至政和中始极盛，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置应奉局于苏，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延福宫、艮岳成，奇卉异植充牣其中。勔擢至防御使，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宋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九佞幸，朱勔）蔡京为讨好徽宗，暗中授意朱勔及其父，将江南珍异通过淮河、汴渠运至京师开封，到政和年间盛况空前，以至舟船相接，形成漕运专项——花石纲，还在苏州设置应奉局，专营花石纲，并借机套取国库金银无数，同时，“家本贱微，庸于人”的朱勔竟得以升迁，东南部郡守多为其亲近之人。

朱勔极力讨好徽宗，在江南及汴河上横行无忌，天下人敢怒不敢言。“尝得太湖石，高四丈，载以巨舰，役夫数千人，所经州县，有拆水门、桥梁，凿城垣以过者。既至，赐名‘神运昭功石’。截诸道粮饷纲，旁罗商船，揭所贡暴其上，篙工、柁师倚势贪横，陵轹州县，道路相视以目。”花石纲横行汴河，拆水门，凿城墙，甚至破坏粮饷运送，任意征用商船，严重骚扰汴河交通。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朱勔终于迎来当头一棒。陈遘（gòu），字享伯，性情耿介，孝道友好，为人宽厚，忠于职守，徽钦时期朝廷重臣。“朝廷方督纲饷，运渠壅涩，遘使决吕城、陈公两塘达于渠。漕路甫通，而朱勔花石纲塞道，官舟不得行。遘捕系其人，而上章自劾。帝为黥勔人，进遘徽猷阁待制。”（宋史，列传第二百六忠义二，陈遘） 时任发运使的陈遘，费尽心机引水疏通漕路，输送军饷，而气焰嚣张的朱勔打着皇帝的旗号满载花石纲拥堵汴河，陈遘的官船不能通过，本来与蔡京之流针锋相对的陈遘，逮捕朱勔，并向徽宗请罪。徽宗不仅没有责怪陈遘，还提升其官阶，并对朱勔处以黥面之刑。然而，徽宗此时的似有所悟已经迟了，暴乱反抗之势风起云涌，北方草原民族的强势碾压已无力翻转。

作为北宋花石纲遗迹，宿州市灵璧县娄庄镇古汴河两岸大石，则是汴河花石纲运的有力证明。

南宋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二日，跟随舅父汪大猷使金贺正旦的楼钥途径灵璧，见“（灵壁汴河）两岸皆竒石，近灵壁东岸（虞姬墓在古汴河西岸，汴河出灵城后渐而转向东南，笔者注）尤多，皆宣政花石纲所遗也。”（[宋]楼钥撰，北行日録上，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攻媿集卷一百十一）此时距北宋操办花石纲仅四十多年，楼钥所见所言，应该确实可信。无独有偶，其在诗文集《攻媿集》卷一中有诗佐证：

灵壁道傍怪石

饱闻兹山产奇石，东南宝之如尺璧。

谁知狼藉乱如麻，往往嵌空类鑱刻。

长安东南万岁山，搜抉珍怪穷人间。

汴流一舸载数辈，径上艮岳增孱颜。

当时巧匠斲（zhuó）山骨，寘（zhì，安排，放置，同“置”。）之河干高突兀。

干戈动地胡尘飞，坐使奇材成弃物。

君不见黄金横带号神韵，不数台城拜三品。

只今零落荒草中，万古凄凉有遗恨。

木人漂漂不如土，坐阅兴亡知几许。

行人沉叹马不前，石虽不言恐能语。

诗中提及万岁山、艮岳、汴流等北宋典型风物，更提到灵璧奇石，徽宗金带披挂灵璧奇石而动之往事，金灭北宋，以及流露出北宋亡国后显赫一时的花石纲之奇石沉寂荒草间的凄凉和感伤。

其后，明朝灵璧娄庄人王守谦亦在《楼子庄大石及两岸奇石记》言：“楼子庄东半里许，岸南有大石屹立。高一丈，厚居三分之一，俗传以为神物诞也。石以东，两岸奇石相续。尾其后，有刻‘丁邑戊君’字者，则知为灵璧凤凰山所产，而朱勔所领故物，偶遗于此者耳”，（[清]吴嵩，顾勤墉，纂修，康熙《灵壁县志》卷八，艺文志）从石上刻字“当地县城武姓人所献”及文中描述，朱勔运送花石纲与陈遘相遇被抓，应该与灵壁古汴河两岸花石纲遗石联系不大，即灵璧古汴河两岸遗石未必是陈遘捕系朱勔并将其所运花石纲奇石掀翻至古汴两岸之奇石。灵璧古汴河两岸奇石可能是当地承担的花石纲之一部分，挖之于当地山上而运送至汴河两岸，以便运送花石纲船只来搬运，至于遗留汴河两岸，乃因诸如徽宗醒悟冷落花石及朱勔等时事变故原因不再搬运而遗留。从此还可知道，灵璧汴河两岸“花石纲”遗石，应该采运于古汴河南北两岸，如南岸楼子庄之齐眉山、窑山、龙山、虎山等山，北岸凤凰山、磬云山、九顶山等山。

至于日常杂用之物，统治阶级更是不厌其精，竭尽民力，通过汴河从南方运送至京，满足穷奢极欲的生活。这可以从现代考古发掘出土文物而见一斑。在淮北， 1999年、2012年柳孜遗址两次发掘近3000平米，除出土唐代沉船8艘、宋代沉船1艘外，河道出土唐宋时期瓷器、陶器、石器、骨器、铜器、铁器等文物7000余件。2010年在濉溪大隅口和百善老街发掘河道约200平方米，出土唐宋瓷器数十件。在宿州， 2006年，市区西关步行街发掘运河遗址600平方米，出土唐宋瓷器、陶器、铜器、铁器、骨器、石器、琉璃器、玉器等各类文物标本1400余件。2007年，宿州市环城河老城区发掘运河遗址500平方米，出土隋唐宋元陶瓷器2300余件。在灵璧，娄庄镇二墩子运河遗址，发掘面积约300平米，出土瓷器、陶器、骨器、石器、铁器、铜器等文物200余件及大量瓷片。2015年，在娄庄镇小田庄运河遗址，发掘面积约1600平米，出土瓷器（占出土文物70%）、陶器、铜器、铁器、骨器、石器等文物300余件。在泗县段， 2012年，分别在泗县曹苗、邓庄、刘圩、马铺、朱桥、宗庄6地对运河遗址发掘，出土唐宋陶瓷器等大量文物。隋唐大运河遗址安徽段仅仅发掘极小部分面积，就出土大量隋唐北宋文物，这一方面显示隋唐大运河通航期船运繁忙，另一方面反映运河南北物质交流的频繁。如果说，众多物品为普通人家日用，那么更多一部分则为贵族阶层使用，可想而知，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作为贡品通过运河运送的瓷器、金器、铜器、丝绸等奢侈用品更是不可胜数。

汴河，从满足封建统治者私欲意义上讲，是隋炀帝和宋徽宗的悲剧之河。他们不恤民力，个体主义膨胀，将一条关涉国计民生的汴河当成自己肆意个人喜好的池塘，终酿成旷古苦果而为后世扼腕长叹。

参考文献：

1. 《通典》卷十《漕运》；

2. 唐·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等，《隋书·帝纪第三炀帝》；

3. 《宋史·本纪第二十二·徽宗四》；

4. 《宋史·志第三十八地理一·京城京畿路京东路京西路》；

5. 《宋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九佞幸·朱勔》；

6. 《宋史·列传第二百六忠义二·陈遘》；

7. （宋）楼钥：《北行日録》，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攻媿集》（卷一百十一）；

8. 明朝灵璧人王守谦《楼子庄大石及两岸奇石记》，[清]吴嵩、顾勤墉，康熙《灵壁县志》卷八，《艺文志》；

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泗县文物局、灵璧县文物管理所:《泗县、灵璧段运河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

10.全国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政协安徽省宿州市委员会:《运河名城宿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7月第一版；

1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濉溪县文物事业管理局、淮北市博物馆编著，主编宫希成,《柳孜运河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报告》（上中下三册），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3月第一版；

1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濉溪县文物事业管理局、淮北市博物馆编著，主编宫希成、闫红，《汴水蕴物华——柳孜运河遗址出土文物》，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3月第一版；

13.杨建华：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出土的古陶瓷研究概述，《文物鉴定与鉴赏》，2014年第九期，第14-19页。





来源：运河网

实习编辑 王伟

制作 曹宇

责编 肖东

审稿 晖军
                       运河文化｜走近隋唐大运河：通济渠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示意图

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其中，隋唐大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前身，全长约2700公里，呈人字形。

在这条“人”字形的南北大运河中，通济渠开凿时间最早，地位也尤为重要。

据《隋书》记载，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迁都洛阳。当年三月，他下诏“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也就是说，通济渠的源头在西苑，今天穿洛阳城而过的洛河，就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一部分。

借助阳渠、鸿沟等旧有河道和自然河道，仅用半年时间，连通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就完工了。随后，隋炀帝又疏通邗沟，连通了淮河与长江。


伊洛河交汇处

据《大业杂记》等记载，通济渠水面宽阔，可通龙舟，两岸为御道，遍植榆柳。当年八月，隋炀帝从洛阳显仁宫出发，走水路南下游幸江都(今扬州)。晚唐诗人皮日休曾在《汴河怀古二首》中说：“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开凿永济渠，连通了黄河与海河。大业六年(公元610年)，他又开凿江南河，连通了长江与钱塘江。至此，南达余杭(今杭州)、北至涿郡(今北京)的隋唐大运河正式形成。


洛河两岸

隋唐大运河开通后，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其上商旅往返，船乘(shèng)不绝，不仅促进了国家统一和南北交流，也带动了沿岸城市的发展，催生了淮安、扬州、杭州、北京等一大批运河名城，可谓利在千秋。

在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河南段，开封、商丘等不少城市也是因运河而兴。那些遗留下来的运河故道及桥梁、仓窖及码头遗址等，都在为我们讲述着大运河的故事，也是大运河文化生生不息的见证。


汉魏洛阳城“四面有阳渠水”，通济渠曾流经此处

阳渠故道

通济渠开凿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分东西两段，西段为“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东段为“自板渚引河通于淮”。

在通济渠的西段，谷、洛水出西苑后，向东流经隋唐洛阳城、汉魏洛阳城，并借助阳渠故道继续东流，在洛口汇入黄河。

阳渠历史悠久。据西晋陆机《洛阳记》等记载，汉魏洛阳城“四面有阳渠水，周公所制也”，也就是说，早在西周初年，周公营建洛邑时就修凿阳渠了。

东汉建都洛阳后，又对阳渠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大司空张纯“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到阳嘉四年(公元135年)，这里已形成“东通河济，南引江淮”的漕运网络。

东汉之后，曹魏、西晋、北魏仍定都洛阳，因阳渠漕运发达，国家粮仓都设在城东。如西晋时，“大城东有太仓，仓下运船常有千计”；北魏时，此处又被“令为租场，天下贡赋所聚蓄也”。

北魏之后，城池曾遭兵火，阳渠一度荒废。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开凿大运河时，又利用了阳渠故道。阳渠成为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一部分，再次焕发强大的生命力。


伊洛河入黄河处的河洛庙

洛口仓城

无论隋唐洛阳城还是汉魏洛阳城，都位于洛阳盆地腹心的伊洛平原上。洛河与伊河在伊洛平原东部交汇后称伊洛河，继续东流至巩义汇入黄河。

所谓洛口，就是伊洛河与黄河的交汇处，也是通济渠从西苑“达于河”的地方。大业二年(公元606年)，隋炀帝在这里修建了大型粮仓，就是兴洛仓，也称洛口仓。

洛口仓的规模，今天人们已很难想象。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记载，隋炀帝“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每窖可容漕粮八千石以上，平时看守粮仓的官兵就有上千人。

作为全国最大的转运粮仓，洛口仓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隋朝末年，农民起义爆发，李密率瓦岗军占领了洛口仓并开仓放粮，赈济饥民，使队伍得到迅速壮大。随后，他又增筑仓城，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一步步逼近洛阳，加速了隋王朝的灭亡。


黄河岸边的鸿沟故道 （荥阳市石保定供图）

鸿沟故道

通济渠的东段，是从板渚开始的。

据《水经注》记载，板渚即板城渚口，是黄河南岸的一个渡口。它位于荥阳北部，距鸿沟故道不远。

关于鸿沟的开凿时间，通常认为是在东周的战国时期。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公元前364年，魏惠王从山西迁都大梁(今开封)。他在荥阳北部开挖运河，引黄河水流向东南，连通淮河，这条古老的人工运河就是鸿沟。

鸿沟又称浪荡渠、汴渠等，史书对其多有记载。如《史记》中称：“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

西汉时期，由于黄河泛滥，河道淤塞，鸿沟水系遭到破坏。东汉明帝时，水利专家王景治理鸿沟，使“河、汴分流”，鸿沟也被称为荥阳漕渠。后来，它又成了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一部分。


荥阳故城曾是一座因运河而兴的“天下名都” （荥阳市石保定供图）

荥阳故城

荥阳地处广武山之阳，因荥泽而得名。今郑州西北的惠济区古荥镇有荥阳故城，它的名字与鸿沟连在一起，曾是一座因运河而兴的“天下名都”。

西汉初年，汉王刘邦与楚霸王项羽争夺天下，双方在荥阳一带对峙，留下了“纪信舍身救主”的故事。

那是公元前204年，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城中，眼看粮草就要告罄。危难之际，将军纪信挺身而出，提出由自己假扮汉王，投降项羽，让刘邦趁机逃离荥阳。

也许是纪信的身材相貌颇似刘邦，竟迷惑住了项羽。待项羽发现时，刘邦早已出城。盛怒之下，项羽下令烧死纪信，此事被写进了《史记》《汉书》等史籍。

纪信死后葬于荥阳。东汉时，蔡邕从陈留(今开封)前往洛阳，途中曾“吊纪信于荥阳”；北魏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纪信冢在荥阳故城西北三里处。今当地有纪信墓、纪信庙等，印证着这段历史。

惠济桥遗址

通济渠从荥阳故城东边流过，在渠上留下了一座古老的石拱桥——惠济桥。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惠济桥遗址也随之成了世界文化遗产。自隋唐至宋元时期，它历经多次重修，现存石桥为明代建筑，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上的珍贵遗存。

惠济桥所在的村庄叫惠济桥村，过去这一带非常热闹。据当地人介绍，20世纪70年代，这座石拱桥被埋在穿村而过的公路下面，近些年才被发掘出来。

如今，重见天日的惠济桥造型古朴，桥上遗留着深深的车辙，只是桥下的古河道早已干涸，上面不见舟楫往来。根据规划，这里将建起一座遗址公园。


通济渠东段又称汴河，开封城就位于汴河与黄河交汇处

北宋开封城

战国时期，魏惠王开凿鸿沟，从荥阳城北引黄河水入魏都大梁，再折向东南，连通淮河。

古老的运河促进了开封的商业繁荣。据《史记》记载，就在这一时期，魏都大梁皆大贾小商，一派富饶景象。

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国，在大梁设浚(xùn)仪、启封两县。西汉时，为避汉景帝刘启之讳，又改启封县为开封县。北齐时，开封称梁州，北周灭北齐后改称汴州。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开凿大运河。通济渠东段又称汴河，位于汴河与黄河交汇处的开封城再一次因运河而兴，并在北宋建都后进入了极盛时期。

北宋定都开封，又称东京。宋太祖赵匡胤曾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曾任参知政事的张洎(jì)也说，“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天下一半的财赋，皆由此路而进。

如今，开封的汴河故道大多已深埋地下。

商丘南关码头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流过开封后，折向东南，经商丘、宿州等连通淮河。

商丘在隋唐时称宋州。随着通济渠的开凿，宋州成了南北交流的重要通道，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唐代时已成为繁华的都市。

诗圣杜甫是洛阳人，他年轻时游历商丘，看到的景象已是“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北宋时，商丘被升为应天府，后又称南京，在当时知名度很高。到了南宋，因为政治中心南移至临安(今杭州)，商丘和开封的地位随之下降，通济渠也逐渐淤塞断流，并被深埋于地下。

2007年，考古人员在隋唐大运河商丘南关段发现一块半圆形突堤，上面有大量的车辙印痕、行人脚印和动物蹄印等，这就是著名的大运河商丘南关码头遗址。


楚河汉界称“鸿沟”

楚河汉界的由来

在荥阳北部的黄河岸边，有一条南北向的深沟向着广武山延伸，它就是大名鼎鼎的鸿沟。

战国时期，魏惠王开凿鸿沟，形成了连通黄河与淮河的鸿沟水系，这条鸿沟故道是其中的一部分，当地人一直叫它鸿沟。

在鸿沟的东西两边，是霸王城村和汉王城村。当初楚汉争霸，项羽和刘邦在此相持不下，后来粮草将尽，只好言和。《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鸿沟以西为汉，鸿沟以东为楚。

双方言和之后，项羽退兵，刘邦却撕毁和约，对其进行追杀。最后，失败者项羽在乌江岸边自刎，胜利者刘邦则建立了西汉王朝。

鸿沟两边的汉、霸二王城，相传是当年两军对垒时的城址。后来，鸿沟也就成了象棋棋盘中的楚河汉界。


淮安城中的总督漕运公署遗址

淮水东南第一州

隋炀帝开凿通济渠时，除了利用鸿沟故道，还利用了古邗(hán)沟。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与齐国争霸，从长江北岸向淮河南岸开挖了一段运河，就是邗沟，后称山阳渎。隋炀帝对邗沟进行了修凿拓宽，使大运河连通了黄河、淮河与长江，他可以乘着龙舟从洛阳直下扬州。

淮安古称楚州，位于淮河两岸，地处邗沟北端。随着通济渠的开凿，淮安迅速成为一座运河名城，唐代时，洛阳含嘉仓中有不少漕粮来自淮安，白居易曾赞其为“淮水东南第一州”。

自元代至明清时期，“人”字形的隋唐大运河被“一”字形的京杭大运河取代。淮安地处南北要冲，仍是大运河沿线重镇，总督漕运公署等都设在这里，是名副其实的“运河之都”。


扬州城中古运河

隋炀帝的琼花梦

“舳舻(zhúlú)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这是隋炀帝为《泛龙舟》曲作的词。当年大运河通济渠修通后，他从洛阳乘龙舟“下扬州观琼花”，为此落下骂名。

其实，隋炀帝虽好大喜功，却并不昏庸。他曾在扬州建功立业，对此地感情深厚，至于说他劳民伤财下扬州只为观琼花，恐怕连编故事的人也不会信。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50岁的隋炀帝被部下宇文化及弑杀，死于扬州。他曾为之背负骂名的琼花，如今成了扬州的市花，花期与牡丹接近。至于他开凿隋唐大运河的壮举，正如晚唐诗人皮日休所说：“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张广英 曾宪平）





来源：洛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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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最长的运河，隋唐大运河达27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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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长的运河


隋唐大运河历史悠久，是世界建造时间最早、使用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隋唐大运河已有2500年的悠久历史，在2014年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运河从春秋战国开始开凿，到隋唐时代各大运河相连，运河的里程增加，到最后达到了2700公里。隋唐大运河和万里长城、坎儿井并列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奇迹。直到今天京杭大运河都一直在不断的运作，并且用于南水北调。



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后人又将其中一浙东运河延伸至会稽（今绍兴），流经我国8个省、直辖市。在我国古代连贯南北，为发展经济和为沿岸人民带来便利，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放在当代的意义也是不可小觑。



隋唐大运河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春秋末期吴王夫差首次在扬州开挖邗沟，沟通了长淮和淮河；第二个时期是隋代大运河，南至杭州，北至北京，形成了一条以隋朝东都洛阳为中心的将五大水系连成一体的全国运河系统；第三个时期是元代形成的今天我们说的京杭大运河，人们可以从杭州西湖乘船通过五条大江大河到达北京。



这条运河运营了五百多年，历经唐朝、五代、宋朝，到南宋末年，因部分河道淤塞而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京杭大运河。元朝取代金和南宋之后，在北京建都，将大运河南北取直，不再行经洛阳，缩短了九百多公里，又运行了七百多年，直至今日。后来的各个朝代，从维护统治阶级切身利益出发，都继续使用和修筑了大运河。



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是在地方性运河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地方性运河的开凿，要想开隋唐大运河是缺乏基础的。分裂时期，地方政权为大都开凿了一些地方性运河，这些运河，从客观上讲隋唐大运河做了准备。